脚下的砂石路不知何时变成了坚实平坦的水泥路面,两侧低矮的农舍也渐渐被更高大、更密集的砖瓦房所取代。空气不再仅仅是泥土和植物的芬芳,开始混杂进煤烟、汽油、人潮的气息,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、属于庞大城市的低沉嗡鸣。当朗逸转过最后一个山坳,眼前豁然开朗时,一种近乎窒息般的震撼攫住了他。
北京城,如同一个从沉睡中苏醒、正舒展筋骨的庞然巨兽,匍匐在广阔的原野尽头。没有末世记忆中那遮天蔽日的钢铁丛林和冰冷反光的玻璃幕墙,没有穿梭如织的悬浮车流,更没有无处不在的、令人压抑的防御工事和能量护盾光晕。眼前的城市,带着一种粗粝的、蓬勃的、甚至有些混乱的生命力。
视线所及,是连绵起伏、灰扑扑的平房和低矮楼房组成的海洋,其间点缀着一些鹤立鸡群、方方正正、贴着白色或浅色瓷砖的“高楼”——大约七八层的样子,在朗逸眼中却己是这个时代“现代化”的象征。无数或灰或红或蓝的屋顶,在午后的阳光下铺陈开来。更远处,几根巨大的、冒着淡淡白烟的烟囱刺向天空,那是工业的脉搏在跳动。
一条条宽阔的马路如同巨兽的血管,车流在其间奔涌。占据绝对主力的,是无数辆墨绿色外壳、车顶顶着“大辫子”的无轨电车(“叮当车”),它们发出特有的电流嗡鸣和铃声,笨拙而坚定地行驶着;其间夹杂着数量庞大的、清脆响着铃铛的二八自行车洪流,车把手上挂着菜篮或公文包的人们奋力蹬踏;偶尔能看到几辆颜色鲜亮的小轿车(“面的”出租车居多,还有少量桑塔纳、夏利)和喷着黑烟的“黄河”、“解放”大卡车,在车流中显得格外醒目。道路两旁,是密集的店铺门脸:国营百货商店巨大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略显单调的商品,副食店门口挂着油亮的烤鸭和成串的香肠,五金交电门口堆放着崭新的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箱子,更多的则是各式各样、招牌简陋却人头攒动的小饭馆、裁缝铺、理发店、修理摊……巨大的、红底黄字或白底红字的标语横幅悬挂在显眼位置:“抓住机遇,深化改革,扩大开放!”、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!”、“只生一个好!”。
声音更是汹涌而来。电车的电流声、自行车的铃铛声、汽车的喇叭声、小贩此起彼伏的吆喝声(“磨剪子嘞戗菜刀!”、“冰棍儿~小豆冰棍儿!”)、店铺里录音机播放的流行歌曲(“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…”、“让我一次爱个够…”)、人们高声的交谈和讨价还价声……这一切混杂在一起,形成一股巨大而喧嚣的声浪,冲击着朗逸被森林静谧浸染了一个多月的耳膜。
没有腐臭,没有警报,没有绝望的哭喊。只有……活着。热闹地、拥挤地、充满烟火气地活着。
朗逸站在入城的大路口,久久地凝望着眼前这幅与他过去十年人生截然相反的、充满生机与嘈杂的画卷。风卷着城市的尘埃和食物的香气拂过他的脸颊。一种奇异的暖流,混杂着难以言喻的陌生感与一丝微弱的归属感,悄然流过心间。他那张在末世中磨砺得如同岩石般冷硬的脸上,缓缓地、不受控制地,绽开了一抹极淡、却无比真实的笑容。不是狂喜,而是一种历经劫波、终于窥见人间烟火的释然与……珍惜。
这里,或许可以暂时安身。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在脑海。
然而,笑容很快沉淀下去,被现实的冰冷所取代。安身?谈何容易。在这个庞大而有序的人类社会里,没有身份,寸步难行。没有证明自己是谁的那张纸片,他就是无根的浮萍,是潜在的“盲流”,随时可能被清查、被驱赶。还有钱。这个时代流通的纸币,他一张都没有。租房子、吃饭、穿衣,哪一样不需要这花花绿绿的纸片?
户口,身份证明,钱。三座无形的大山,沉甸甸地压在心头。
朗逸沿着宽阔喧闹的大街慢慢走着,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。国营商店里凭票供应的柜台,个体户摊位前唾沫横飞的讨价还价,街角电线杆上张贴的“严打”标语和寻人启事……信息如同碎片涌入脑海。他像一个最精密的探测器,分析着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和缝隙。户口是根,是锚。没有它,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记忆中,这个年代的人口管理虽然逐步加强,但漏洞依然存在,尤其是在这庞大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的初期。很多没有及时登记、或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凭证的人,成了所谓的“黑户”。只要……借口找得好。
他需要一个合理的故事。一个能解释他为何“从天而降”、又为何没有身份的故事。一个能让这个年代质朴的基层工作人员产生同情、至少不会深究的故事。
在一条相对僻静、挂着“XX街道派出所”白底黑字牌子的巷子口,朗逸停下了脚步。他深吸一口气,将周身那属于异能者的敏锐和末世磨砺出的冷硬气息尽数收敛,只留下长途跋涉的疲惫和一种底层小人物的茫然与局促。他整了整身上那件王木匠给的、洗得发白的蓝色涤卡工装,走了进去。
派出所里光线有些暗,弥漫着劣质烟草、旧报纸和木头家具混合的气味。几张掉漆的绿色木桌后面,坐着几位穿着藏蓝色制服、肩章简朴的民警。一个戴着老花镜、头发花白的老民警正伏案写着什么,另一个年轻些的则在对一个哭哭啼啼、诉说自行车被偷了的中年妇女做着笔录。
朗逸走到老民警的桌前,微微弯着腰,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沙哑和忐忑:“同志……您好,我想…我想问问,办户口和身份证明,都需要啥手续?”
老民警抬起头,透过老花镜上下打量着他。朗逸的疲惫、那身虽然干净但明显不合时宜的工装,在90年代中期城市里己不多见,以及眼神里那份真实的“无根”感,都落入老民警眼中。
“办户口?”老民警放下笔,声音还算平和,“你是哪的人?有迁移证吗?或者原籍的证明?”
朗逸的脸上立刻浮现出巨大的窘迫和一丝痛苦,他低下头,声音更低了些:“同志……我…我老家…没了。”他抬起头,眼神里是刻意营造的、混杂着悲伤和迷茫的复杂情绪,“发大水…黄河边上…整个村都没了。就…就我一个跑出来,啥也没带,一路…一路要饭、打零工,走了大半年,才…才到北京。想找个活路,可…可没个身份,连正经活儿都找不到……”他编造了一个在90年代初期并不罕见、足以引发同情的灾难背景,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劫后余生、一无所有的流民。
老民警皱起了眉头,又仔细看了看朗逸的脸。那张脸年轻,却带着风霜和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郁,眼神里的痛苦不似作伪。老民警沉默了几秒,拉开抽屉,拿出一张印着表格的纸,又摸出一个印章盒。
“哎……”老民警叹了口气,语气里带着那个年代基层工作者特有的、尚未被复杂世故完全磨灭的质朴关怀,“遭灾了,不容易啊小伙子。这样吧,我给你开个‘申报户口登记证明’,你拿着这个,先去街道居委会开个接收证明,再找个地方安顿下来,让居委会或者你做工的单位盖个章,证明你确实在这儿常住。然后……”他顿了顿,压低了点声音,“带点钱,二十块…嗯,三十块吧,还有两张一寸照片,再拿着这个证明,回来办正式的户口和身份证。记得,找个可靠的地方开接收证明。”他一边说着,一边在表格上飞快地填写着朗逸编造的名字“林朗”朗逸决定暂时隐去本姓,取“朗”字,寓意新生之地光明、年龄(约莫二十出头)、以及“原籍因灾遗失,申请落户”的简要情况,最后“啪”地一声盖上了鲜红的公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