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的末尾，天开始真正热了起来。
教室里空调坏了三天，电风扇呼啦啦地响，像被卡带的摇滚乐。
每个人都在最后的备考冲刺中，仿佛谁停下了，就会被卷走。
老师在讲台上高声念题，我却几乎听不见。
我脑子里，只有一个画面。
妹妹倒在房间地板上的样子。
—
前一晚她回得很晚。
她说画室临时加了一次模考，她想试试自己能撑多远。
我没说什么，只是替她留了夜宵，烧了一锅稀饭。
凌晨两点，房间灯还亮着。我想提醒她早点睡，却犹豫着没有敲门。
五点半，闹钟响了，我下意识地去敲她的房门。
没人应。
我推开门，看到她就那么侧躺在地板上，脸贴着木地板，手中还握着半截铅笔，纸上画着一个没完成的人脸。
她没有昏过去，只是过度疲劳后突然脱力。
医生说是低血糖引起的短暂晕厥。
“孩子压力太大了，这个年纪不该这样拼命。”医生一边打点滴一边说。
我点头，却不知道该反驳什么。
妹妹醒来后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盯着天花板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从医院出来的第二天，她退掉了所有画室课程。
不解释，也不争辩。
她坐在房间里，一天都没打开画本，像是跟谁赌气，又像是在等命令。
我坐在她门口，隔着门说：
“你不画了也没关系，但你不能这么不吃不喝。”
里面传来她轻轻的声音：
“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我不是画画的，我还剩下什么。”
我喉头发涩，却没有立刻回答。
——她在问我的问题，其实也是我这几个月一首在问自己的。
我们都太早地定义了自己。
她是画画的，我是她的哥哥。
一个是“病弱又努力的妹妹”，一个是“无私支持的兄长”。
可是谁又真正问过我们，我们愿不愿意？
我走进去，把便当盒放在她书桌上。
“吃一点吧，我不想你变成我人生中缺席的角色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终于低头咬了一口饭团。
我坐在她床边，盯着窗外的阳光，慢慢开口：
“你知道吗，我前天通过了面试，策展专业那边给我发了预录通知。”
她咀嚼动作一顿，抬头看着我。
“所以你决定了吗？”她问。
我点头：“我想去。我想做属于我自己的事。”
她没有说话，低头又吃了一口。
“那你呢？”我问。
她沉默了很久，声音轻到像是自言自语：
“我想继续画，但不是为了谁，也不是为了赢过谁。就是……因为我喜欢。”
“那你会怕吗？再一次被说成模仿，再一次被质疑。”
她咬住嘴唇，半晌后说：“会怕。可我更怕我什么都不画。”
我听见这句话时，心里某个地方忽然轻了。
原来我们都不是真的那么坚强，只是还没有放弃。
—
暑假的申请季开始了。
我填好志愿，递交资料，等确认邮件的那一刻，整个人如释重负。
妹妹也慢慢恢复作息，每天练习画线条，不着急出稿、不炫技，也不再上传社交平台。
她说：“我要重新和画画谈恋爱，像一开始那样。”
我们各自走在不同的方向上，但晚饭后依旧一起散步，聊些琐事。
那天我们并排走在河边，她突然问我：
“你有没有觉得，我们好像终于活成了一个‘人’？”
我一怔，然后笑着说：“你是说，终于不是‘哥哥’和‘妹妹’的附属标签了？”
她点点头。
“那你觉得，风的终点是哪里？”
她突然抛出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。
我想了想，说：
“不是远方，是被谁记住的地方。”
她笑了，很轻，却像解开了一个心结。
我想起那幅她画的《走错路的风也会吹来花香》，又想起那一次在展览中她说的话：
“我画画，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。”
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们之所以一首走在风里，不是为了被谁吹走，而是想被真正地看见。
——而现在，我们终于被彼此看见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