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回到城市的第二天，电话就响个不停。
不是亲友，不是机构，而是杂志社。
《北地画讯》——一家曾以当代青年艺术推介著称的欧洲独立艺术平台，发布了一则动态：推荐了三位“用私人创伤转化公共表达”的亚洲青年画家。
其中之一，正是她。
他们附上了她的作品图、《窗边的两人》的局部照片，以及一句评语：
“一种危险而真实的亲密。”
那句话，不知道是褒是贬。
但她的名字，彻底爆了。
“你早就知道会有这种结果？”我问她。
她点头，神色平静，“他们在上周就联系我了，我想……总要试一次。”
我望着她，心里却比任何一次风暴都混乱。
“你知道他们会怎么解读你的画。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，也不会在意你在病房哭过多少次、画布前撑过多少夜。他们只看‘危险’和‘亲密’。”
她点点头，“但我也知道，他们不能定义我。”
“可他们可以定义别人对你的看法。”
这句话说完，我就后悔了。
她的神色第一次变得像是受伤，“所以你是说……我不该继续往前走？”
我张嘴想解释，却又发现，自己连语言也开始站不稳。
两天后，她的名字出现在一场国际线上访谈的嘉宾名单中，而在国内网络，开始有人用“扭曲”“家庭边界”“软营销”这些字眼评论她的画展。
一些评论甚至提到我的名字，翻出我旧单位的资料，把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构公示出来。
“监护人”“哥哥”“共住”“情绪表达过度”……这些标签堆叠起来，己经不再是艺术本身的问题，而变成了一个“社会样本”。
我知道，我不能不回应。
可我也不知道，回应的姿态，应该是什么样。
那天我在回单位拿老同事替我保管的一份文件时，遇到了李琳。
那个曾打来电话问我“你还在可控范围内吗”的前同事。
她看见我，没打招呼，只是静静地说了一句：
“你们还是被放大了。”
我点点头，语气干涩：“从一开始就是。”
“她很勇敢。”她说，“可你呢？”
我抬头看她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说你想守护她。但现在的你，是不是更像在求她不要走太远？”
我站在走廊尽头，背后是逐渐冷却的光。
她继续说：“你曾说过，‘照顾她，是我活下去的方式’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天她不需要你照顾了，你要怎么活下去？”
那句话，像铁锤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对她的守护，可能真的不再是“她的需要”，而是“我对意义的索取”。
我靠着墙壁，低声问：“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”
她看着我，淡淡一笑，“也许该学会在没有她需要的情况下，也活成一个完整的大人。”
那晚，我独自回到家。
她还在写访谈讲稿，房间里灯光温和，键盘声沙沙作响。我没有打扰她，只是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翻看那篇被翻译到多个平台的文章。
我不知道，她会不会再走向更远的地方。
也许，是我必须学会接受——她可能站在远方某个聚光灯下，面对别人的聚焦，而我，只能在阴影里注视。
第二天清晨，她走到我面前，把讲稿递给我。
“哥哥，你要不要看看？”
我接过，缓缓展开第一页。
第一句写着：
“我是个曾经活不下去的人，是哥哥给了我最初的光。但我要告诉世界的是，我现在靠自己，也能继续发光。”
她看着我，小声说：
“你教会我活着的方式，现在让我自己走一会，好吗？”
我闭上眼，点了点头。
“好。”
但我心里知道，我不是放弃她——
只是第一次，试着放过自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