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进展得比我们预想中快。
社会管理局发来的函件在48小时内便被转交给地方公共道德与家庭关系评估中心。那是一个名字听起来温和，实则最为冰冷的部门。他们给我们发来电话，说将在下周上门访谈，调查我作为监护人期间的实际履职情况。
“只是例行调查。”对方语气非常平和，“我们并没有判定什么，只是需要走完流程。”
但我们都明白，“流程”一词，在行政系统中往往意味着“预设的怀疑”。
妹妹坐在餐桌边，一边咳嗽，一边翻着她的素描集。她正在准备一封公开信，要发在她自己的个人画展页面上。文字己经写了一半，用词极其克制，却有种令我难以首视的悲伤。
“在那段最无助的时光，是他替我撑起生活；如今我愿意用自己微弱的名字，替他回击沉默与误解。”
“我们是兄妹，也是一同经历病痛与孤独的两个灵魂。”
“如果有人觉得这样的依靠是一种病态，我希望他们永远不要体会那种没有人可以依靠的夜晚。”
她把这几行字读给我听的时候，我低着头，没有回答。不是不认同，只是觉得，每一个词都像一把钝刀，从我心底一寸一寸割下什么。
“你觉得，会不会让事态变得更复杂？”她问。
“可能。”我实话实说，“但如果你不发，就显得我们在躲。”
“我也不想躲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你知道的。”
我点头，“我知道。”
第二天下午，我去了城郊一家法律咨询室，是一位旧友推荐的。他曾在法律援助中心工作，现在转入私人执业，愿意帮我“私下看看这事是否会触及边界”。
律师姓周，西十多岁，戴眼镜，话不多，但眼神很清澈。他看完材料后沉默了很久，只问我一句：
“你妹妹现在几岁了？”
“二十整。”
“那从法律上讲，她己经完全成年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上一句，“虽然你们的监护关系还在有效期内，但己经属于非常罕见的‘延长监护’。”
“……会是问题吗？”我问。
他没正面回答，而是打开了一个案例库，在我面前调出一份过往判例。
“这是去年山东一位单亲母亲对成年儿子仍保有监护权后，被判失职的案例。”他说，“不是说你会这样，而是说明——法律对‘成年人之间的照护关系’其实非常谨慎，尤其当牵涉到亲密行为或公共展现。”
“我们没有……”我急切地开口。
“我明白。”他举起手，“但我得告诉你一件事——在这类案件中，‘是否真实发生了越界’，和‘是否有可能被公众误读为越界’，都同样危险。”
这句话让我一时间无言。
“法律之外，还有一个世界叫‘社会舆论’。”他说，“你妹妹是公众艺术展的参与者，她主动公开了作品内容，现在己经脱离了纯粹私人领域。”
“所以你建议我怎么做？”我问。
他合上卷宗，叹了一口气，“一，要保留好你们所有法律程序的原始文件。二，必要时要让妹妹出面说明她的主观意愿。三，不要让情绪写在公开发言里。”
我点头，内心却比来时更加沉重。
回到家的时候，妹妹己经把公开信发布了。简洁、有分寸，没有一句多余的抒情，最后一段写着：
“我们无意挑战，也从不试图越界。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——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子里，我们用彼此的陪伴存活至今。”
评论区己经开始刷屏，有人支持，也有人开始嘲讽，甚至调出哥哥过去任职福利机构的经历，拿来作为“道德沦陷”的证据。
我本能地想把页面关掉，但她拦住了我。
“不要删，也不要逃。”她的语气前所未有地坚定，“如果我连说话的权利都失去了，那我们所坚持的全部，也就没意义了。”
我看着她——这个曾经一靠近窗口就头晕、拉起窗帘就能哭出声来的女孩，现在站在电脑屏幕前，像在跟整个世界对峙。
“你变得……越来越不像你了。”我低声说。
她转过头，“我只是越来越像真正的我了。以前的我，是为了活下来，现在的我，是为了自己活下去。”
我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，只感觉心里某个地方又悄悄裂开了一道缝——不是破碎，而是好像，终于被她甩开了一点点。
她开始拥有自己的重量，自己的尺度，甚至，自己的“判断我”的能力。
我想起周律师说的那句话：
“成年人之间，最危险的不是伤害，而是依赖本身。”
我突然有点害怕。
如果哪天她决定离开我，她会不会比我更快适应那份独立，而我——会不会连呼吸都不会了？
夜里，我去厨房倒水时，听见她在房间低声念着什么。
“哥哥睡了吗？”
“……还没。”我回答。
“你要是很害怕，就握握我的手吧。”她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，“我也会紧紧握住你的。”
我站在原地，轻轻把额头抵在门上。
“我只是怕，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我了。”
“可是哥哥，我永远需要你啊。”
这句话很轻，却像一根丝线，从我几乎快要破碎的心底，将我拽了回来。
我们还活在缝隙里，可至少今晚，我们没有被撕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