冰冷的日光灯管悬在低矮的天花板上，发出嗡鸣的、毫无生气的白光，将狭小的询问室涂抹成一片病态的惨白。西壁空荡，只有一面单向玻璃反射着模糊的人影，更添几分被窥视的窒息感。空气粘稠滞重，消毒水那刺鼻的、医院特有的味道顽固地渗透每一个角落，却怎么也压不住另一种无形的、更为浓烈的气息——那是恐惧、谎言和高度戒备混合发酵出的压抑，沉甸甸地压在胸口，让人喘不过气。
陈志远深陷在硬邦邦的金属椅中，那身价值不菲的深灰色西装依旧挺括，却像是套在了一个正在泄气的皮囊上。领带，那条象征体面的真丝领带，歪斜地挂在颈间，显然被他无意识地用力拉扯过。精心打理过的头发不再服帖，一绺湿漉漉的额发狼狈地垂下来，紧贴在他渗出细密汗珠的额角，像一道蜿蜒的黑色裂痕。他面前那杯一次性纸杯盛着的清水，水面纹丝不动，一口未动，在惨白灯光下折射着冷硬的光。
“陈总，”我的声音不高，却像淬了冰的钢丝，清晰地割开室内的沉闷。指尖在冰冷的金属桌面上有节奏地轻轻叩击，发出单调而压迫的“笃、笃”声，每一下都像敲在紧绷的神经上。我的目光牢牢锁住他，锐利如手术刀，试图剥开他强装的镇定，“解释一下，你的指纹，为什么会在林国栋办公室的花瓶里面？还带着血？”
陈志远的身体瞬间绷紧，像一张骤然拉满的弓，连西装下肩胛骨的轮廓都清晰了一瞬。但几乎是下一秒，他又强迫自己松弛下来，像漏了气的皮球。一个极其勉强的笑容艰难地爬上他的脸，那笑容里混杂着疲惫、无奈，还有一丝被冒犯的愠怒，扭曲得不成样子。“顾队长，”他开口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，“这…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跟国栋是二十年的合伙人，他的办公室我进进出出跟自家客厅一样。那个花瓶…”他顿了顿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“我可能哪天看他摆得不顺眼，顺手挪动过位置？或者…或者打扫卫生时不小心碰倒了，扶起来的时候沾上的？至于血…”他摊开双手，掌心向上，努力做出一个极其无辜、甚至有些荒诞的姿态，“也许是我不小心在哪儿划破了手，自己都没注意？这能说明什么？”他的眼神极力想传达困惑和坦诚，但那深处汹涌的慌乱，却如同水底的暗流，无论如何也压不住，在镜片后急促地闪烁。
“挪动花瓶？扶起来？”我的身体微微前倾，无形的压力如同实质般向前推进，缩小着我们之间的空间。桌上那杯水的水面似乎都因这动作而微微晃动了一下。“痕检报告显示，”我语速平稳，每个字都清晰而沉重，“那花瓶内侧底部，积了厚厚一层灰。而你的指纹，”我刻意停顿，目光如钉子般钉在他脸上，“恰恰印在那层被擦拭过的、干净得发亮的釉面上！陈总，”我逼近一步，声音压得更低，却更具穿透力，“你是在案发后，特意去擦拭过那个花瓶内部，对吗？你在掩盖什么？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？或者…”我紧盯着他瞳孔骤然收缩的变化，“…在清理你留在那里的痕迹？”每一个问句都像沉重的铁锤，精准地砸向他精心构筑的防线。
陈志远脸上的血色“唰”地褪尽，变得像身后的墙壁一样惨白。嘴唇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，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剧烈地闪烁、游移，如同暴露在强光下的惊惶小兽。“我…我没有！”他的声音猛地拔高，带着被逼到悬崖边的、歇斯底里的嘶哑和愤怒，在狭小的空间里撞出回音，“顾队长！你…你这是污蔑！是欲加之罪！国栋是我二十年的兄弟！我怎么可能…怎么可能害他！”他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猛地弹起，“哐当”一声巨响！椅子腿在地板上刮擦出刺耳到令人牙酸的噪音。他双手重重拍在桌面上，身体前倾，几乎要越过那道无形的界限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如同被激怒的困兽，咆哮着最后的虚张声势：“我昨晚在家！我太太可以作证！你们有证据证明我出去过吗？！有吗？！拿出证据来！”
就在这火药味浓烈到即将爆炸的瞬间——询问室那扇厚重的、隔音效果极佳的门，被无声地推开了一道缝隙。
一股微凉的空气，带着走廊里更浓的消毒水气味，悄然涌入。紧接着，苏晴走了进来。她依旧穿着那身深蓝色的、一丝不苟的法医勘查服，步履平稳，神色清冷如霜，与室内炽热焦灼的氛围格格不入。她手中拿着一个透明的物证袋，袋子里的东西看不真切，却足以吸引所有目光。
陈志远那喷薄欲出的愤怒咆哮，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骤然扼住了喉咙，戛然而止。他猛地转头看向门口，又像触电般迅速将目光投向苏晴手中那个小小的、却仿佛重逾千钧的透明袋子。他撑在桌面上的手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着青白，此刻却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。惊疑、困惑，以及一丝深埋在最底层、几乎要破土而出的、冰冷的恐惧，瞬间取代了所有强装的愤怒，在他眼中疯狂交织、蔓延。
苏晴没有看我，也没有看陈志远。她仿佛一个置身事外的幽灵，径首走到那张承载着激烈交锋的桌子前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也没有任何言语。她只是将手中那个透明的物证袋，轻轻地、稳稳地放在了陈志远那只还撑在桌面、微微颤抖的手旁边。
袋子落下的位置，距离他的小指只有不到一寸。冰冷、坚硬、无声。
整个询问室陷入一片死寂。只剩下日光灯那令人心烦的嗡鸣，以及陈志远陡然变得粗重、压抑的喘息声。
